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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|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钟一:在后勤处的春夏秋冬

佚名 军事 2020年10月29日

口述|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钟一:在后勤处的春夏秋冬

钟一/口述 田武雄、杨润雪、石芯于/采访


口述:钟一(浙江籍抗美援朝老兵)


采访:田武雄、杨润雪、石芯于


整理:杨润雪、石芯于


时间:2019年8月6日


老兵钟一(左二)和口述采访者,照片由田武雄(左一)提供。


我叫钟一,浙江湖州人,生于1931年,今年88岁。1952年7月到1953年5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第六十七师后勤处工作。


恩师引荐,悄悄参军


我参军的时候叫钟伟今,后来我改名叫钟一,一生革命的意思。


参军那时候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,就来了个军代表坐在那里,没有什么组织动员活动。我参军和我的校长有很大的关系。1947年我经由老师的推荐考入德清简师,老师们很器重我。


德清简师的校长叫李一航,是日本的留学生,为了抗日只身回国,他参加了地下党,还成了同周恩来总理单线联系的人,来历很大呀。他取得最重要的情报,打入国民党内部CC系,当了汉文秘书。有一次他在背包里发现了防止异党活动的密报,两个地下党抄了一夜,单线联系周总理,半夜开车把情报送出去。皖南事变之后他找不到党组织了,就教教书,后来回到故乡就当了简师的校长。


他聘请的老师都比较亲近,还有地下党,他对党很有感情。其中有两个老师,一个叫李思友,山东人,对解放军很熟悉,思想很激进。他把我叫到办公室,从背包里拿了一本书给我说:“这本书你可以看看。”这就是《王贵与李香香》,为我打开了新世界。后来在学校里看了一些社会科学书,除了《王贵与李香香》,就是赵树理的小说,《小二黑结婚》等等都看了。这样使我的思想提升,了解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性质,那时候听到一首歌叫《山那边的好地方》,是解放曲,我对共产党的理解就越来越深。


因为校长的关系我对共产党的理解越来越深,我就参军了。那个时候抗美援朝的口号是没有的,有比较激进一点的就是:“我们到朝鲜去打啊!”那个时候宣传的都是我们的同胞在美国的飞机下面牺牲了,我们不能吃第二遍苦,现在有共产党的领导,我们需要同帝国主义斗。当时都知道打仗就会有牺牲,死也是为了祖国,是光荣的。报名的时候,唱“祖国需要我们”的时候,我马上拿起枪,眼泪就流下来了。祖国需要我们,我一定要去。


我父亲的感情很复杂,他肯定不同意我参军的,并不是因为不相信共产党,而是舍不得儿子。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,没有弟弟,只有我和我姐姐两个。他们不希望我参军,我是偷偷摸摸参军的。等他们晓得,我已经把革命军人家属证寄回去了。我父亲就凭着这个拿了我姐姐的金夹子到了上海人民解放军司令部,到总部去了。他是穿长衫的,部队不让进,我父亲就把东西拿出来,领导就告诉他我们这个部队在什么地方。我们已经到了松江,他就赶到松江来看我。经过我们指导员的劝说,后来他也释怀了。


预备赴朝,军队对接


师部有四大部门:师司令部、师政治部、师干部部(干部管理部)和师后勤处。我是后勤处的,后勤处处长叫仲小宋,政委叫杜少华,我们称处长为一号首长,政委为二号首长,首长办公室一般有书记一人,但是我们处书记太忙了,就配了两个,一个管收发(文件),一个管统计(粮弹消耗,人员损失)。正排级办公室还配有技术书记。下面是一或两个参谋,我们只有一个。整个后勤处有马两匹,通信员五人左右,要传达首长的消息。我是首长的秘书,基本什么都管,下级批报要打报告,首长要签字。如果首长忙不过来就我批,我写上年月日,首长写上自己的名字,最后我用公章盖章。公章有两个:一个方的代表行政的,志愿军步兵六十七师后勤处制;一个圆的代表党委的,中共志愿军步兵六十七师党委委员会。


后勤处下还设有军需科、军械科、医药部、收容所(医治和安抚工作)、担架营、基护工兵连(主要就是保卫仓库的)和大车连(运输连;没有汽车只有骡马,比较大)。我们整个师后勤没有一辆汽车。只有师司令部有两辆吉普车,还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,银色的英式吉普车,供师长、首长使用。所以说这场战争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战胜了世界第一的工业国,是很不容易的,是值得我们自豪的。


师政治部下设有秘书科,直接监督首长工作,起草文件,首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;组织科,负责干部升迁处分等;干部科,主管政治干部,战时常有伤亡,与组织科分工;保卫科,负责对内管理,锄奸细,有句话说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科找你谈话”;最后是敌工科,负责对敌工作,有英、朝语翻译,在朝鲜战争中一是对敌政治工作,二是俘敌后的工作,这些翻译都是在高校英语系等选拔优等生,男女皆有。


七八月完成了我们军队与志愿军实战需要相衔接的编制,这样到朝鲜的时候方便对接。我们首长办公室等部门已经与志愿军二十军对口交接,完成了出国战斗的组织准备。


出发:抓一把祖国的泥土再过江


1952年8月7日,我们从太仓出发上火车,都是闷罐,进去之后“啪”的一下就锁了,只有那边有个洞。到唐山下来过一次,都是放哨兵,怕你开小差,不怕一万就怕万一,有一个人开小差,首长脸上都无光的,有一个人开小差就说明你们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到位。所以我们下来就吃一点饭,又上车。8月31日在安东下车,住在朝鲜人的家里到9月7号,这中间就开会,因为我是首长的秘书,这些环节都没有参加。


9月7号一早我们就渡过鸭绿江。实际上是从桥上走过去的,这个桥虽被美军轰炸多次,但也仍然能通车。我在离开的时候往祖国的土地上抓了一把泥土,用纸巾包了装在背包里。


过鸭绿江很紧张的,天还没黑,我们就看到苏联的高炮部队,我碰到一个苏联步兵,过来给我说“抗美援朝”。


这个时候我们首长过来让我带两个章。一个方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师后勤处,还有一个中共67师党委,是圆的。这两个章就交上去了,同时发下来两个章,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67师后勤处之印,这是方章,还有一个中共志愿军67师党委。


部队里有很严格的规定,连以上干部包括指导员连长,只有当指导员才能发到皮包。连级干部以上才能发到皮包,正排级以下都没有皮包。首长要下来检查准备工作,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,我说:“政委,交给我这两个章,我只能放到背包里面去了,我没有皮包啊。”政委就打了个电话:“马上送一个皮包来。”这样我就又超编制又超装备了,我是没资格挂这个皮包的,但是政委为我破例了。


从9月7号开始到9月30号的行军工作很疲劳,首长都没有睡觉,自己也不敢睡。只能在行军的时候休息。一般是傍晚行军,还要看天气,每天要走三四十公里左右,很少有走五十公里的。为了大部队的行军,需要打前站,就是派几个人出去侦察前面的路,再回来报告情况。通讯联络在前线才有少量的发报机,行军途中是不通电话,全靠通讯兵几匹马来送。


行军:“有一个晚上过了26次沙河”


我们是从后方斜穿到三八线的,我的主要工作包括上面的行军规划,比如说今天部队要到什么地方去,但是我们下面有好几个单位要把指令细化,全部弄好告诉首长。还有首长的宿营通知,下面的宿营报告,就是我们行军多少里,其中纪律很好,有没有人员伤亡,一切怎么正常,我们已经在什么地方住下来,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要讲有什么问题。


如果受伤了就到收容所去,就是战地医院。还有一个基护工兵连,仓库不是要有人保护吗?桥塌了要修,这些都是基护工兵连的工作。还有一个叫运输连,我们又叫大车连,很可怜的,我们想到眼泪都要留下来。美国人有多少汽车啊?我们只有两辆吉普卡,跟国民党打仗缴获的,不是我们自己的,那个时候什么长征这些车子还没有,只有师级干部才能坐这个吉普卡。其他整个师没有一辆汽车,全部都是手推车,骡马拉车。所以运输连很苦的,手推车很小的,整个部队没有现代化的装备。


千里行军快要到终点了,有一个晚上过了26次沙河,我印象太深了,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所有经历过的人都能准确说出26次,因为印象太深刻了。


我们营走的是丙级公路,山很高,那个时候修高速公路很困难,要到那边的山去只能从水里面过。其实只有一条河,没有桥,水很深,要到那边去只能不停地从水里走。水有的时候很深,到膝盖以上,这个地方因为是丙级公路,我们就把旁边的石头搞过来一点,让这边高一点点,好走一点。我们师一共三个步兵团,一个炮兵团,一个后勤。我们的大车连没有汽车,全部是手推车,马拉车都从水里过去。大车的吆喝声,敲打声,骡马的叫声相混杂在一起,最后我们帮助女同志们一起渡过了这个难关,这是印象很深刻的。


后勤:前应粮弹,后转伤员


关于后勤组织,我们朱总司令给我们一个评价,朝鲜战争一半的功劳都是后勤的。为什么?因为在祖国,我们当地的党组织,动员了解放区有银两,但是在朝鲜全部都靠我们自己了,所以说后勤是很重要的。


到了三八线以后,很明显的我们后勤的工作有几个字可以概括:“前应粮弹”,向前方供应粮食——人吃的,弹药——枪吃的;“后转伤员”,我们连级干部都开玩笑:“我们以后是住一个宿舍的。”用一个白的布洗一洗缠上,把人一包了之后埋葬,记录下来。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叫花名册,就是你们部队有几个人要向祖国汇报的,是很重要的事情,是我工作的重点,死了一个就要在花名册上把这个人的名字抹掉,他安置在什么地方,要一个记录。我们每一个人,从首长到干部,到最底层的下等兵都是可爱的人,少一个人都要记下来。花名册就是为了掌握这个部队有多少个人,要不要补充。


朝鲜大的村子都被美国飞机炸过了,根本看不到人,村子都很分散。所以我们部队很多都在露宿,用的正方形油布,有洞孔,用金属包起来,可以穿线搭成帐篷,帐篷、雨披两用。行军宿营需要宿营通知和宿营报告。宿营通知是师宿营通知基础上的具体化,包括目的地、途径,目的地特点及要注意的事项,师后勤处再传达到处本部、收容所、担架营等部门。宿营报告是向上级报告到目的地后的情况,行军途中的突发事件,部队思想状况等,师后勤向师司令部、师后勤各单位向师后勤首长的报告。


有一次我到师政治部开会,是政委和处长召开的后勤处大会,翻了几座山。我们本来在下面开会,但是首长的办公室搬到上面来了,上面草棚用了藤条盖起来,放的时候是青的,过了一段时间就黄了,就成目标了。那次有十多个人负伤了,但是没有一个人牺牲。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是“马克思在天之灵”。


我们后勤部第一个牺牲的女同志,她是军需科的,在仓库外面拿东西的时候,美国人扔下来一个炸弹,躲过去了,飞机上看到坑道里露出来一个东西,就暴露了,又扔下来一个炸弹,这个炸弹把她打死了。


晚上有防空哨,沿途高的地方都有防空哨,飞机来的时候,能听到声音,我们运输连还是有汽车的,灯火开的很旺的,看到飞机来了就“乓”开一枪,灯火就全部熄了,我们也没什么其他的东西,就全靠人来,站得高,听得远。防空哨功劳很大的,生活很枯燥的。晚上有大量的运输。战争的消耗很大,人要吃,枪炮也要吃。枪炮要吃,我们都有代号的,比如说我们前方报过来需要供应多少子弹,我们把它叫“花生米”,供应多少炸弹,叫“苹果”,都有代号的,现在都忘记了。虽然我们师没有汽车,但是上面运过来都靠汽车,往下运靠大车,源源不断地供应粮食。


金坪里的冬天(1952年10月1日—12月27日)


1952年10月1日至12月27日,我们横穿半岛岩山岗,前往前线。这块被轰炸过,还可能有美国的军队,左右两侧空军都在轰击,生命是没有保证的。


我们住的这个山沟里面树林长的比较茂密,山也比较陡峭,住宿我们叫解开式,一般是一个门一个窗。门上做个帘子既保暖防风,晚上又可以避光。门外门联上可以模糊地看到他们写的诗“住洞需知筑洞苦”,后面就看不清了,意思就是住在这个洞里应当知道这个洞建造之苦,基本都要自己动手挖,工兵过来指导一下,上面搞起来,下面还要搞个炕,因为太冷了,但实际上炕是不烧的,因为需要柴火,还会产生火光。队里面大多是小姑娘小伙子,大家都称兄妹,基本就是睡一个炕了。


由于我们对口交接,二十军的首长来我们洞里慰问,交代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,外面朝鲜军怎么样,美国空军怎么轰炸,还请我们吃了饭,在山上采了葡萄做了葡萄酒。10月8日我们部队出去,在山下,听到扩音机在放“雄赳赳气昂昂”“朝鲜之歌”等。


我们用汽油桶洗澡,把地上都烤干,把水一放,下面火一烧就热了。我们男同志洗澡没有声音,女同志洗澡有声音“嘻嘻哈哈”的,一般半个月洗一次早,冬天到下午太阳暖和一些,一般不要拿柴火烧,尽量少制造烟。这种生活好像在梦中一样。一个女同志是在宁波参军的,据说她是因为不满意家里的婚姻安排才来参军的,后来牺牲了,我给她写了墓碑,这是我一生一世唯一一个写过墓碑的人。但是我没有记在日记里,也就记不得她的名字了,只记得她唱歌唱得很好。到了前线没有大规模的演出,就唱歌,单口相声,只要唱歌,不管唱的好不好,大家都欢呼,因为生活太枯燥了。当时没有什么广播,只有通过《人民日报》能知道祖国的情况,看到《人民日报》就听到了祖国的声音,它代表党。《人民日报》一般两三天就能送到,三五天就能看到一批。送的时候还会有飞机轰炸。《志愿军报》稍微及时一点,还有《新华电讯》,一般是给团首长看的,但是会经过我的手,所以我也能看一点。我有空就看书看报。


大田里的春天(1953年元旦—5月18日)


1952年行军途中睡了一觉起来就是1953年了,我们在三八线的中心,平康郡。老头山打仗打得很激烈,老头山过去就是上甘岭,三八线的中间是很重要的地方,我们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稳的,很难突破。这个地貌,山很高,我们住在山沟里,外面进不来,炮火打不进来,首长在阳面,我们在阴面,为了保存自己住的很分散,在这样的情势下工作。炮兵校准机下面有钢板,飞得很低很慢,我们叫“老病号”,它很坏的,炮打过来指挥着,打得比较紧,也不规律,并不是固定时间炮击,近的时候听到嘘嘘嘘的声音,然后听到唔——的一声。


我们的解开式防空洞只有一个门一个窗,这边是我们的炕,下面就是床。我们用装东西的用罐头盒子当桌子。天气很冷,零下几度,因为我们是首长办公室,首长一个电话让军需科送炭过来,拿柴火一烧,不能放很多烟,晚上不烧,火光太大了,白天一直都烤火,只有前方炕道才能用酒精灯。吃的压缩饼干在炭火上一烤就松了,外面弄的雪放在罐子里化了烧水吃。我们为了防空一天只吃两顿,天亮之前吃一顿,天还没黑吃一顿,下面同志们饿得哇哇叫,我们后勤虽然不打仗但是很辛苦的,告诉首长后来还是改成了三顿。


有一次我们下面的工兵连缴获了美金,从飞机上掉下来的,一支卡宾枪,一些子弹,一些高级食物像巧克力等,我们都上交了。


三月份敌人炮击,发动进攻以前打仗很厉害,一说开炮就哗啦啦打过来,那个炮没打中就在树林那边升起烟子,上面有个老病号,我拼命往里面跑,沟口里管理科长庞科长血往下流,不停地招呼外面的人往里面撤,仍然有一个通讯员同志王汽被打破了脚,一边跑一边骂。其它碰到炮击的时候有一个朝鲜的小姑娘,大概六七岁左右,跑过来,我们把她拉到弹坑里,她吓得发抖,我们都安慰她。


大概三四月份,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向我们打炮打得愈发激烈。200团的团政委,叫罗骏,牺牲了。还有我们的班长陈志民也壮烈牺牲了,他全家没有钱,只有他一个人读了高中,人很老实,他当班长我当副班长,他好像一个大哥哥一样,他的牺牲对我来讲很残酷,我热泪盈眶。还有一个烈士,叫陈志,他很有名,进攻很多次,被敌人轰炸牺牲了。他的一支枪上交到博物馆了,他的英勇事迹很多,知名度很高。


有一次天还没有亮,炸弹滚落到沟底没有炸,我打电话叫了工兵连把里面的炸药拿出来。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,我们没有炸药,老美给我们送来了。还有一次是晚上指挥,好不容易睡一下,结果被惊醒,马上跑出去,我们的一个联络员老朴在外面看到另一边乌压压的一片,结果敌机就向我们俯冲下来,机枪也扫射下来,我拼命地跑,跑到一个猫耳洞里面,这次突袭我们牺牲了好多人。我就想今天我也要革命成功了,我要牺牲了,结果祖上积德,活了下来。


有一次,领导都出去了,就剩下我和一个女同志,叫潘虹,比我大,我们在守着电话机,天上敌机轰隆隆的,看到我们这个山谷,就炸,我们用手支撑着,以防胸部碰地,炸弹落地内脏受损。美国武器比较先进,中国只是个农业国,差距还是太大,那次真的是马克思在天之灵,有伤无亡。


潘虹大姐的家人曾经给她寄来了一本《普希金文选》,这在当年是比较流行的,大家都抢着看。祖国有大量的慰问信来朝,我还记得一个印度尼西亚方向的华侨姑娘林民英给我写的慰问信。


当时的共青团员、共产党员都有自己的一个战时临时介绍信,是为了防止在战斗中昏迷不能说话,凭此纸证明身份。除此之外,在军帽下发的时,帽内白衬布上会印单位、姓名还有血型,每个人自己填上,为负伤时用。


我们收到过一些敌人的传单,小的报纸,对我们做宣传工作。传单上画的是一个志愿军战士,有十六把刺刀刺向他,并配文字:你能够一个人战胜十多个人吗,这真是痴心妄想。我们战士一般都是撕掉,或者上交给指导员。这就是大田里的春天,主要就是前线的战斗,我们二十四小时都是生活在敌人的火力下,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。


大秀洞的夏天(1953年5月19日—8月6日)


这是我从师后勤处调到师政治部的夏天,有条叫彭安川的小江,下雨的时候,江里全是红的黄的水,在洪水暴发的地方就没有办法过河。在村旁边有个小山,东边有个坑道(干部科),西边有个坑道(秘书科),那边还住了一个政治部蒋副主任,川的对岸打了个坑道是司令部,可以对望到,是很安全的。我们的坑道不像前方那样矮小,洞外面是勤务员,通讯员,收发,打字员,大概三四个,第五个就是我,我是秘书。我脚朝外,头朝里,壁上挂了个电话机,一般接电话就是秘书,秘书科的科长和保班打字员,叫曾业和叶聪。干部科那边的情况不清楚。司令部是军事指挥,我们是政治指挥,相对来讲这个地方是很安全的。


我们召开英模大会(英雄模范大会),鼓舞斗志。我们这个小组由我来,我讲了“卓娅和舒拉”的英雄故事。团骨干发表感想,再后来就是动员我们挖野菜,因为没有吃素菜夜盲了,发动我们的团员村员写联名信,那一天水还比较大,女同志都用篮子为前线战士送东西。


在大秀洞打仗抓了很多美国俘虏,给他们吃一点馒头喝一点水再往后方送。


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书影。钟先生曾两次在日记中记载阅读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的感受,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一种精神支撑。


有一次刘师长的电话响了,我一接,首长说:“我前线打仗回来了,我很想看《人民文学》,给我送过来。”刘师长叫刘青山,文化很不错的,当了师首长自学能力很强。(根据钟先生日记记载,在朝鲜作战时期,部队统一订阅《解放军文艺》《青年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世界青年》《中国青年》等报刊,这些报刊很受欢迎。)


过河的时候,我背个洋锹太重了,后来洋锹就不要了,一看我的背包里还有两双粗布袜子,我不穿这个,我觉得背着太重了,就放在朝鲜人民的炕下,让他们穿穿。


二号首长陈政委给我打电话,说朝鲜停战,让三个团的政委珍惜和,不怕痛,愿做愿打。要用战争的胜利来支持,没有战争的胜利来支持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。(指示)要很快传达到每个战士的耳朵里,每个人都要懂,只有打才有和平。我们都有马列主义的常识,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。


朝鲜时间十点,北京时间九点,快要到停战时间的时候还是炮声隆隆的,到了时间就真正没有一点声音了,我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。任何和平都是人换回来的,庆幸自己能够安全回国。政委打电话回来,通知下面政委指导员让各位战士给家里写信,说停战了,我们伟大胜利了,我们还平安。


前线回来的文工团,敌工科的英语翻译跟我们讲前线是什么样子的,带了手风琴,口琴,欢乐的曲子一拉。停战了,就唱唱歌跳跳舞,到第二天我们告诉朝鲜人民胜利了、停战了,他们很高兴也都又唱又跳的。


二十五年沉冤雪


我在朝鲜立了一个三等功,在国内立了一个四等功。四等功很简单的,只要你不犯错,干什么都积极,那么你就立了四等功了。在朝鲜立一个三等功是很不容易的,立三等功对我入党都是有帮助的。在前线机关中工作显著,被评为三等功。三等功的条件很苛刻的,不是首长说你立三等功,你就立三等功了。要把这个事情经过大家讨论,他有没有资格,要先在党支部定下来,因为要走群众路线,如果下面有人说你不好的事情,那就通不过了。一般通过的多,不通过的少。在朝鲜要在机关工作中立三等功是很难的,不比得在前线,必须是你的工作任劳任怨,首长交给你的任务按时完成。前线就是看你打死了多少敌人,如果你把坦克炸掉了,那立二等功也是有可能的。后方工作立个三等功是很难的。


停战后我因为冤假错案被开除了党籍,不能再留在部队,我自己选择了复员。我有自己的一点私心,因为后来我被调到志愿军总部,知道转业的方向是新疆,我想我到新疆去,我父母亲都五十几岁了,只有我一个儿子,我想我还是复员去。我是师范毕业的,我教教书也能维持生计,在加上我觉得我们湖州是个好地方,我也不想离开,所以我毅然决然地不要工作复员了,我复员回来写了个中篇小说。


我因为冤假错案被开除党籍,去申诉,二十五岁的时候我被开除党籍,二十五年后我才被平反回来,二十五岁到五十岁,恢复党籍,联合计算党龄。现在讲起来我已经是六十多年的老党员了,现在我也很满意了。


(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“中国人民志愿军驻防朝鲜问题研究(1953-1958)”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之“志愿军老兵钟一口述访谈和日记整理”项目成果,由项目组授权澎湃新闻首发。项目指导老师田武雄,团队参与人:石芯于、杨润雪、史雅琦、王砚龙。)


责任编辑:彭珊珊


校对:张亮亮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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