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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,你被谁抛弃?

佚名 财经 2020年11月30日

汕头,你被谁抛弃?

文 / 游石



前不久,汕头市长郑剑戈的一番话引发人们关注。他说:“华侨试验区已成中国最大‘侨梦苑’”。


具体成绩是,全国首个具有华侨特色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“华侨板”、广东华侨金融资产交易中心、规模达200亿元的华侨产业母基金等平台落地运营……


这是汕头在媒体上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。


但是,即使这样的“高光”,也只在小范围内引起波澜。对于汕头人来说,“海外侨胞”这张牌,兜兜转转已经打了40年,并不新鲜了。


有网友说,从小看汕头新闻,小学时说建设世界潮人之都,用十年时间建设国际化大都市;中学时变成建设“国内知名城市”,后来又变成建设“省域副中心城市,粤东中心城市”——汕头就是这样在一步步“降格”的道路上飞奔过来。


截至目前,中国有6000万海外侨胞,潮汕籍贯就占1500万,占全国的四分之一。潮商以“东方犹太人”名闻江湖,富豪如云。李嘉诚、马化腾、姚振华等都是商界叱咤风云人物,而潮汕人又以故乡情结闻名。而作为潮汕人之根,汕头背靠这样一笔巨大资源,却把自己建设成一个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六成的三四线城市。


40年来,汕头累计利用侨资近百亿美元——不能不说,这是一个比较寒酸的数据。


40年了,有多少人还记得:汕头,也是名列“四大经济特区”呢?


汕头,曾经走在深圳前头

曾经的汕头,也可以说“祖上曾经阔过”


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,汕头就是个很繁荣的商埠。英国商人在致英国对华全权大使额尔金博士的信中就写到:“一个未经条约承认的非常重要的港口”。


1858年6月,清政府与英法签订《天津条约》,增设潮州(汕头)、琼州、台湾等10处对外通商口岸,当年11月18日,恩格斯发表《俄国在远东的成功》就指出汕头的重要价值:“汕头是中国唯一具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”。


自此到1930年,汕头正式设市,其港口货运量占据全国的8.76%,吞吐量曾居全国第三,仅次于上海、广州。


一直到解放前,汕头已取代潮州府城,成为广东第二大城市,以“粤东之门户,华南之要冲”、“小上海”闻名于世。


汕头港


上世纪70年代末,经历过特殊岁月动荡的中国经济,到了崩溃边缘。1978年,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,新时代奔涌而来。


次年1月16日,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等人到汕头地区宣讲全会精神。吴南生就是汕头人,多年没有回故乡的他,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: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,街道两旁,是用竹子搭起的横七竖八的竹棚,男女老少就拥挤在里面。市容环境脏乱不堪,马路上污水、粪水横流,臭气熏天。


要知道,解放初期汕头经济条件和香港差距都不大。然而30年过去,香港已成亚洲“四小龙”,汕头却破落至此。


吴南生一时悲从中来,想到家乡先天靠海的优势,和多侨胞的后天资源,决定找外援出谋献策。后来,有新加坡朋友给他出了大胆的主意:“敢不敢办自由港或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?这样发展最快。“


于是吴南生心中萌生一个想法,“能不能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,把汕头划出来,对外开放,办出口加工区?“


3月3日,吴南生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了建议。


理由有三:其一,广东之中,汕头对外贸易量仅次于广州,每年创汇一亿美元;其二,潮汕地区海外华侨、华人数量全国最多,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;其三,汕头地处粤东,偏于一隅,万一办不成,影响不大。


吴南生甚至立下“军令状”“:“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。如果要杀头,就杀我好啦!”


此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,经过讨论,决定不单是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,还应该在深圳、珠海办。


广东的想法得到了中央的支持,关于定名又费了一番工夫。叫“出口加工区”,会和台湾名称一样,叫“自由贸易区”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,叫“贸易出口区”又很怪。最终在向邓小平汇报时,邓小平提了个建议:“就叫特区嘛!陕甘宁就是特区。”


吴南生考虑到陕甘宁是政治特区,不妨把要建设的地方叫经济特区。“经济特区”于是由此而来。


1980年,深圳、汕头、珠海、厦门四座城市被率先列为经济特区,一场改革开放的全新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。


在当时,汕头经济总量达到10亿,而厦门以6.4亿紧随其后,深圳和珠海仅有2亿多。


可以说,汕头是以“领头羊”的姿态,拉开了这场序幕。


失落的黄金时代

看似春风得意,但其设立之初,却也埋下隐患。


从地形上看,汕头位于广东东南部莲花山脉以南,地处潮汕平原,背靠大山,面朝南海,本身缺乏足够的伸展空间,也因交通不便,与内陆交流有更高的交通成本。因此,在与其他地区进行产业分工方面,难以发挥聚集效应。


这本身是区域发展的不利因素,但要看到,厦门、泉州、温州等也面临类似的情况,但也克服了各自不利因素,快速成长起来。汕头问题在于其初设经济特区时,仅划出了龙湖区1.6平方公里的土地,相比深圳的327.5,珠海的6.81,厦门的2.5,汕头面积是最可怜的。此外龙湖特区和汕头两套管理体制也没有很好理顺,反而互相掣肘,不利发展。


深圳因为毗邻香港,特区面积又最大,发展是最快。到1985年GDP已经达到30亿,超过汕头整整10亿。再看厦门,也达到18.36亿,超越汕头指日可待。珠海同样翻了3番,只有汕头发展垫底。


怎么办?汕头的领导着急了,扩容是第一位。当时成立的四个经济特区,都是一个特区附带管理一个县的模式(珠海带斗门、深圳带宝安、厦门带海沧),珠海和深圳都是新成立城市,没有历史遗留问题,厦门是一个海岛城市,本身也不大。相比之下,汕头是一个辖八县一市的粤东中心城市,要想整个区域划为特区是不会批准的。


为扩大经济特区,只能作出取舍。


于是,1991年汕头领导班子被迫作出了“三分潮汕”的决定。


说起来,尽管当时汕头发展慢,但也是相对其他三个特区而言,整体还是不错的。新华社记者王志刚去潮汕采访,后来回忆说,那年的潮汕“繁荣得可怕,人们挥金如土,夜夜笙歌。”当年在外贸出口额上,汕头高居全国第六。


“三分潮汕”后来看,又是一个弊大于利、缺失长远之见的败笔。


汕头自然先分出来,作为市的潮州也分立出来,第三个市是在剩下八个县里挑。最后,历史悠久的揭阳设市,普宁归揭阳代管;人口最多、生产总值最多的潮阳归汕头(后来,潮阳混的有多惨,后面再说)。


这样三分后,汕头经济特区顺利扩大,按理说应该发展好了吧?恰恰相反,因潮汕地区文化统一,原本团结如一家,这样被硬生生割裂,既破坏了向心力,又加剧了地区之间恶性竞争,更不利于有限资源的整合。


1997年香港回归后,汕头就已经跟不上其他小伙伴的步伐了。


从1997年到2002年的5年间,深圳GDP从1297亿,翻番到2969.52亿;珠海从234.23亿,翻番到409亿;澳门从358.71亿,翻番到648.36亿,只有汕头,从366亿,略微增长到459亿。


2000年时,汕头还位列全省第六;五年后,掉到了第10,随后又掉到第11、第12。到2008年,18年时光,它终于从四大特区之首,“奋斗”到了垫底。


与此同时,从2000年起,汕头迁出人口就开始超过迁入人口。2009年《南方农村报》报道,汕头因为生源减少,编制萎缩,小学教师出现无编可考的现象。从2016年起,汕头已沦为一座人口净流出城市。


因为缺乏发展空间,资源难有效汇集,汕头的发展很早就出现了“恶性肿瘤”。


在1993年到1998年的黄金五年里,汕头GDP增长186%,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数据,但值得注意的却是,喜人的数据背后,其外资、出口、利用外资大幅落后全国平均水平。


这些GDP背后,是整个连江流域,已经沦为走私、造假、逃税、赌博泛滥的重灾区。假烟、假币以假乱真,六合彩在当地像瘟疫一样传播。


2001年潮阳、普宁两地骗取出口退税案中,30人被判无期徒刑以上刑罚,19人被判极刑,涉税犯罪团伙150个,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金额最大、涉及人员最多的世纪税案。以至于当时全国有19个省市发文件,警告企业不要和潮汕地区做生意,这对汕头经济的打击是惨痛的。从1999到2001年期间,汕头外迁企业多达1200家。


据说,在全国已有名气的“拉芳”,不敢提产地是潮阳,而是标注“汕头经济特区广汕公路旁”。


汕头怎么办?

“智库趋势”曾发表过一篇文章,一位来自汕头的作者这样说,潮汕本就属于宗族发达的熟人社会,“人情关系”高于规则,父母都非常看重子女能获得一官半职,荫护家族。就这一点来看,汕头就像“南方的山东”。


不难看到,城市发展的疲敝,思想保守的背后,往往是官僚风气兴盛,行政效能低下。


话说,练江是粤东地区第三大河流,也是汕头、揭阳两市的母亲河,近些年,由于纺织、印染、电子拆解等行业迅猛发展,而配套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。2018年6月,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进驻广东,督查发现,纳入督查整改方案的练江污染整治重点项目进度严重滞后,连江及其支流水质污染依然严重。


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:督察组听取汕头市委市政府汇报时,有关区县、有关部门对环境保护等基本情况说不清、道不明,甚至一问三不知,对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工作的漠视程度令人震惊。


人民网广东频道发文,直接将这句话写在了标题里:汕头震怒中央环保督促组。


值得注意的是,从2011年起,汕头就有多位主要领导落马。如1998年出任汕头市委副书记、后于2003年出任汕头市政协主席的赖益成、2006年时任汕头市委书记黄志光、从2002年起多年任职汕头市委副书记10多年的邓大荣、2007年起任汕头市长的蔡宗泽、2011年出任汕头市纪委书记的邢太安等等。


汕头的发展,首先要解决政府的“动能”问题。


2016年4月,原中山市长陈良贤调任汕头市委书记。


短短一个月后,陈良贤就在工作会议上,强力吐槽市容环境,总结出“十乱”“:第一乱就是泥头车很任性,想怎么装怎么装,想怎么漏怎么漏;第二乱是乱倒乱扔垃圾;第三乱是乱占用公共场地经营;第四乱是乱设路障;第五乱是电线杆、马路边乱贴‘牛皮癣’;第六乱是乱搭乱建,第七乱是乱按喇叭、乱开远光灯;第八乱是部分商家乱砍门前树;第九乱是乱停车;第十乱是农村污水横流。”


环境乱的表象是市容不整,深层次则是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失位。


陈贤良说,“还未到汕头工作,就有人对我说,你去汕头,首要一个就是大力抓好招商引资,把汕头经济发展搞火起来。我也一直在思考,但来到汕头后,我却不这样认为,我觉得最紧迫的工作与其说是招商引资,不如说是提高整个城市文明素质。一切都规范了,软硬环境优化了,商,不招自来;资,将蜂拥而至。所以,我决定下大力气先搞‘创文’!”


就在这次工作会议上,陈良贤发出城市管理誓师动员令,提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称号。这种从市容市貌做起,修正政府作风的策略,许多小伙伴在西北某座城市身上也曾见证过。


回顾我国城市发展的历程,实际上总有这样的规律,一座城市的快速发展,与主政者的勤政肯干息息相关。深圳如此、厦门如此、成都如此、汕头自然也不例外。陈贤良到任不过半年,就被当地人亲切称为“贤哥”,其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可见一斑。


短短一年,汕头市容就耳目一新,中新社说汕头正实现信心回归、潮商回归、形象回归、特区精神回归。到了2017年,陈良贤进一步提出:“汕头要对标厦门,赶超厦门!”同年成立汕头对标厦门工作领导小组,提出目标:到2020年营商环境接近或达到厦门市同等水平;实现夺取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创建目标;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。


与此同时,更多利好政策也与汕头的自我更新同步。


2017年底,广东省发布《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(2017-2030)》,把汕头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,带动粤东地区发展;2018年,广东省委改革办发布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8年改革工作安排》,将汕头列为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试点之一,率先创建营商环境建设示范城市。


机会总是留给肯努力的人,2016年汕头GDP反超揭阳,2017年反超肇庆。


陈良贤主政汕头的时间很短,到2018年3月,刚刚2年时间,就让人们看到了汕头的精气神,许多汕头人都说“看到了希望”,接下来怎么做,其实目标已经非常明晰。


2018以后的汕头,似乎有些沉寂。但总体来看,汕头方向没有变化。


在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,汕头提出全面推行“马上办、网上办、就近办、一次办”等举措,6月汕头印发《汕头市营商环境综合改革2020年工作要点》,出台19项优化营商环境举措。但对标“厦门”等提法,在近年来有意无意淡化为“对标先进地区”。


这种悄然变化,或许是考虑到经济形势,出于审慎作出的修正。但实际上,改革如逆水行舟,如果没有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勇气和决绝,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深圳,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。


汕头接下来将迎来一场大考:2021年第三届亚青会。当下的汕头,正为迎接“亚青会”全面推进城市配套建设,如汕头高铁站枢纽化一体工程、汕湛高速公路、潮汕环线榕江特大桥等。借力“亚青会”,能否实现“办好一次会、搞活一座城”,这是很多汕头人所关心的。


就此来说,陈贤良所预期的“软硬环境优化”工作其实仍在进行中。


在保守中迷茫太久的汕头,关键需要的是政府的锐气、胆魄和韧劲,以此带动市场风气和思想认识的革新。如何跳出潮汕看汕头,如何站在国际化视野上审视汕头,并基于时代的紧迫感推进工作,这种“改开精神”其实是汕头最急缺的,也是汕头此后一步步爬坡,寻找历史荣光所必要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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